文化是一個國家的靈魂。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文化工作，領導制定一系列文化工作的方針政策，并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發展。

古今圣賢、不少學問家研究文化、談文化，使人總覺意猶未盡。要么視角不同，“橫看成嶺側成峰”。要么論域差異，出于實用的考量。多數情形是受專業局限，展開的空間不夠大，只描繪了文化的“冰山一角”。這里試著一種新路徑：用坐標的方法談文化。因為坐標能用最簡單的信息量支撐起空間的無限內容。為什么是四維不是三維？三維雖然直觀但展開的空間不夠用，需要加一維，即在人們能想象的極限構建四維視域空間：價值、時間、空間、方法，形成文化建構的四維解析法。

價值理念引領文化發展方向，是文化建構的關鍵要素（“牛鼻子”）。價值標準可鑒別文化優劣，是文化揚棄、傳承的基本遵循。

文化價值決定文化特質。聚焦中西方文化，價值共性與差異性并存。從人類社會活動的幾種主要形態及相應的文化形式看，科學求真、藝術唯美、宗教尚善。真、善、美是人類公認的文化價值。今天我們抽象價值理念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是相同的。因為人性相通，所以人類存在共同的價值追求！

價值差異是導致文化差異的根源。西方文化將價值寓于宗教里，表現為宗教信仰的引領。即便實現政黨政治的國家，不少也是政教合一，其文化價值與宗教信仰是一致的。和西方不同，中華傳統文化價值以儒家倫理化的方式實現，鮮明的個性特點就是“和”：在家言“家和萬事興”，在社會講“和氣生財”，國家層面講止戈為武，主張“化干戈為玉帛”、“和為貴”，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諧。這是精髓。中華文化生生不息、可持續發展的動能來源于“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和“厚德載物”人文涵養，是謂“氣”。而以文化人的結果，所謂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集中表現為中國人的“面子”。這是“神”態。這種“精氣神”乃千古不變的韻律，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獨樹一幟，應是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和定力。

作為文化價值的考量，主要有核心價值、基本價值，主流價值與非主流多元價值，還有公共價值、普世價值等概念。進入新時代，在國家、社會和公民等三個層面，價值展開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價值層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了核心價值與基本價值，主流價值與非主流多元價值的有機整合，是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的“鐵樹新花”！

自炎黃統一中原氏族部落、倉頡造字始，中華文化延綿5000多年，文化發展伴隨歷史演替，呈現明顯的時間特征。“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面向未來，如不能認識全部歷史真相和文化發展的現狀就會失去傳承和創新的基礎。因此，需要在時間維度，用穿越時空的長焦鏡去區分傳統與現代，考察文化傳統都有哪些優秀成分？又有那些糟粕該丟棄卻又沉渣泛起？從文化一脈相承的演替軌跡中去區分快變量和慢變量，分辨文化傳承的穩定基因是什么？發現民族文化的精神追求，民族的生命、血脈和文化基因。

文化在時間維度是一個多元復變函數。為什么說是復變函數？函數中有常量和變量，一般常量是不變的，但用以反映文化現象時情況就復雜了。文化函數沒有常量，即便相對穩定的文化基因也會發生變異。不僅文化基因是時變的，文字也在演變，制度在趨優，只是變化的慢變不同而已。系統科學中將變化慢的叫慢變量，比如具有基因功能的“精氣神”，文字，“五常”，習俗等，盡管史上經歷了幾次大的文化碰撞和交融，這些基本穩定傳承了下來。變化快的稱為快變量，如制度，政策或流行文化現象等。這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快、慢之中有程度的差異。制度較之政策慢，政策較之流行文化慢。流行文化猶如一陣風，風過無痕。

中華文化頑強生命力不僅是因為其穩定的基因，更得益于其開放而兼容的胸襟。在保存民族主體性的前提下，它一直非常善于吸納、融鑄異質文化因子或異質文明成果，完成自身的結構性調整。如六朝之際的“五胡”內遷，在六朝大分裂大動蕩時局中，胡文化與天竺佛教文化的影響，是漢化與胡化相向而行，形成了多民族文化格局。隋唐佛教中國化并走向民間，全面滲入到中國各階層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儒釋道共存共榮。在多次文化的碰撞和互動中，豐富的異域文化因子和優秀的異質文明成果，不但沒有威脅到中華文化，反而繁榮了中華文化、增強了文明古國的“軟實力”。曾記否？中華制度文明的成果如朝廷約束皇權、體現民意的諫官制度；競爭擇優原則的科舉制度；學術成果如儒、釋、道的宗教哲學等，在世界范圍引起過震撼。的確，我們對待文化傳統是不該良莠不分的，優秀合理成分是要發揚光大的，該丟棄的是糟粕。

除了價值和歷史（時間）的原因，文化還受語言、社會制度、地理環境的影響，存在很大的地域差異性。因而需用跨文化視角突出地域特色，在空間維度研究不同地域（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交流和互動。

跨文化研究有兩種路徑：一是探討不同文化中的同類現象，特別是特定環境中的文化特征，通過比較研究揭示不同文化中人類的價值理念、行為規范、社會組織形式、制度模式等存在的相似性及其表現形式。二是探討文化的差異性以及文化擴散，換句話說研究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交流和互動。文化既存在相似性，但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的是差異性。不同國別的文化如此，就是一國之內不同民族或文化群落的文化亦如此。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文化總是在比較中相互借鑒、在發展中兼容互補的。文化共性是交流的基礎，差異性是文化基因修補和文明移植的資源。如利用中西方文化的共性，可采取內外有別文化政策，對內形成文化共識、凝聚力量。對外講“世界語”：“真善美”的共同價值和“自由、平等、公正”的基本價值等，因為這才是在世界范圍進行文化交往的共同語言，也是情感溝通和文化互動的基礎。

較之于西方文化，中華文化存在先天不足。如價值層面，中華文化是一個“人世界”，之外雖然還有“天”，但講究“天人合一”，終究是以人為本位而又重“情”的“和”文化。遇事考慮“面子“，照顧”情面 。即便講理，一般也是“通情達理”，以情為前提。因而，國人的信仰是有問題的。西方則不同。“人世界”之外還有一個“神世界”。是“兩個世界”的文化。“神”的地位很高，人可以接近神，但不可以取代神。“上帝”代表“理”，便有“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情感必須服從真理。所以建立在宗教基礎上、依“理”制定的“法”也是神圣而堅固的，這是西方文化的比較優勢。在“和”文化環境里，“和諧”與“公正”是矛盾的。“公正”只認“真理”，不能講關系和情面；而和諧則在真理面前要顧及情面、有所妥協，所謂留面子、“和稀泥”。如何權衡“情”與“理”，建構“情理并重”的法治體制機制和社會環境？我相信“中庸”的智慧完全能培育國人的“契約精神”，在情面與法理之間找到接地氣、可操作平衡辦法。

總之，對于西方文化，可嫁接新枝，能像宋儒消融佛學那樣去消融西學。對于西方文明，通過制度或技術移植，能像日本那樣學習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促進文化調整。歷史的經驗表明，中華文化因其開放、包容的優勢，完全有能力吸收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在開放的文化空間，在傳承優秀文化、整合人類文明成果和制度創新的過程之中建構我們需要的現代文明。

把不同專業的視野和方法帶入文化研究之中，用跨學科的方法對文化進行綜合研究，以適應文化多元化特征，揭示文化的各種形態及其規律。

方法維度與時間、空間和價值，構成了文化研究的四維空間，涵蓋了文化的完全信息。如大家熟悉的歷史文化，民族（俗）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倫理），飲食文化、服裝文化、企業文化、語言文化、法律文化、旅游文化等形態，以及人們生活習俗、行為習慣以及適應和利用自然的各種技術和方法。在四維空間展開跨學科多方法的文化研究，既突出了文化的歷史、地域、價值和形態特征，又適應文化的多樣化需求，全面而客觀，可以做到“看山象山”。因此，四維解析具有方法論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主流文化價值，要成為引領新時期文化發展的價值共識，需要解決下列問題：

一是構建與核心價值追求的文化結構相適應的政治結構。開展文化價值論研究，通過邏輯梳理，理論創新，從根本上解決現代主流文化價值中的革命文化與“和諧”核心價值不一致的問題。文化價值與政治信仰整合，形成社會價值認同并上升為社會信仰，解決信仰危機。正確處理好維護黨中央的核心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關系。維護黨中央的核心有利于形成領導集體的合力、凝聚力量一致對外，拓展發展空間、確保領土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人民中心是黨的領導和政府工作的著眼點和落腳點。兩者統一于“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筆者認為，建立“目標同向、利益同享、結構同體”（“三同”）的黨和人民命運共同體是黨長期執政、國家長治久安的充要條件。

二是構建與核心價值追求的文化結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使價值對規范體系起到修復作用，使之回歸合理和正當，實現社會的自組織功能。傳統社會結構是以“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師徒”等基本“二人結構”構成的差序結構，靠建立在儒家倫理基礎上的規范與制度維持其“倫常秩序”。對于維系家庭和社會穩定不論歷史價值還是時代價值都是不容置疑的。但“二人結構”中的人是不平等的，與“平等”的價值理念相悖。因此，“二人結構”應在夫妻和兄弟地位平等的前提下、嚴格控制在家的范圍，不能放大到國家和社會層面。呼喚黨內平等帶動社會成員地位平等。打破結成”圈子“的關系，實現社會組織結構扁平化。

三是構建與核心價值追求的文化結構相適應的制度體系。培育表里一致、神形貌合法律文化。法律其表，法治其里；法律其形，法治其神。只有表里合一、形神兼備，才有法治。將合情合理的文化元素統一于國家“法“中，加強黨的領導，實現依章治黨與依法治國、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格局。建構“情理并重”的法治體制機制，權衡“情”與“理”，在情面與法理之間找到接地氣、可操作平衡辦法。著力解決“面子”與法治的一致性問題，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

四是研究與核心價值追求的文化結構相適應、符合時代要求的公民行為規范，構建“君子人格”的時代范兒。我曾經用“無形之型、有型之范”概括君子人格。君子之于社會就猶如水之于自然。無形之“型”是講“君子不器”，所謂“不器”之“型”真君子。正面理解就是君子應“悟道”，掌握客觀規律或是社會規律，成為全面發展的“通才”。有型之“范” 是符合社會道德標準的行為規范或行為方式。是在價值追求，修身養性，行為規范三個方面進行規范的。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說的不僅是人生態度，更是人生追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是講功利的，不受無功之祿。“君子之交淡如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講人際關系。君子共事“周而不比”，現代解讀就是合作共事能力強，且從不把自己的朋友圈當作小小的“利益共同體”，所謂“君子坦蕩蕩”。君子知恥，“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傳統“恥感文化”的個人主觀自覺結合法律的規則自覺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如果每個人做好了，社會和國家焉能不好？

（作者系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副主任、文史館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