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北京奧運會即將隆重開幕之際，又有好消息不失時機地傳到中國：一是，由于南非世界杯組委會在場館以資金方面不斷出現麻煩，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表示，他已經通知了英、美、澳在關鍵時刻接替非洲承辦2010年世界杯，但在最佳候選國名單中，還有今年將成功舉辦奧運會的中國；二是，美國智囊團“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在10月9日公開的一份報告，預測2035年左右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 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總部將來可能遷至中國。

　　謂之“好消息”，是因為基本迎合了大部分中國人的口味，不論歡呼雀躍還是將信將疑，總之社會輿論一片嘩然。特別是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預測”，從經濟到軍事、外交，一組組數字有理有據，為中國人的未來展現出了一幅壯麗的畫卷，仿佛中國不想成超級大國都難。有意思的是，西方某些人的“可能”到了中國就變成了肯定句，以致在“外電”發出的第一時間，中國的大眾傳媒爭相轉載，互聯網上幾乎鋪天蓋地。

　　許多人認為，2010年足球世界杯選擇中國和將來聯合國總部遷至中國，都說明了中國30年的發展超乎想象，如今全球性的各種事務越來越離不開中國，在此情況下，中國人應該摒棄“弱國心態”，正視自己的強國地位。也有人提出反對意見，稱美國智囊團在有意夸大中國的影響力，包括南非足球世界杯到中國舉辦也是無稽之談，實際上是在制造一種變相的“中國威脅論”，其用心無比險惡……各種說法應有盡有，“強國心態”、“弱國心態”之爭又一次成為社會輿論焦點。

　　什么是“弱國心態”？按評論家鄢烈山先生在《擺脫“受害者心態”》一文的說法，是走不出“受害者”的陰影，永遠把自己當弱者看待。這樣心態表現在喜歡夸大自己的成就和優點，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尤其很在意別人的看法。說到底，就像阿Q和祥林嫂，時刻有一種護短和怨婦心理。而事實上，中國數千年來何曾有過“弱國心態”？什么大唐雄風、康乾盛世，什么孔孟先哲、四大發明，一直是澤被眾生、惟我獨尊。當年，馬戛爾尼出使清廷，乾隆皇帝要他三跪九拜以示臣服，據說馬戛爾尼只行了單膝跪禮，于是朝野一片憤然，甚至有人嘲笑馬戛爾尼說英語象野驢叫。這樣的心態顯然不是裝出來的，而是從心底覺得自己就是了不起。

　　幾年前，美國一家華文報紙曾刊發過一條新聞觀察：一個美國家庭在抵制“中國造”近一年后終于發現，“沒有中國造，生活一團糟”。一些中國人看了后喜出望外，都把個案當作了普遍存在的現象。一時間，各色媒體連篇累牘，人們奔走相告，唯恐13億中國人中有誰體會不到這種幸福感，其情其景與今天有人聽到聯合國總部將遷至中國何其相似！

　　實事求是地說，如果真有“弱國心態”并不完全是壞事，因為危機感往往是種驅動力。中國歷史上的洋務運動、新文化運動、救亡圖存運動等等，都是人們認識到了積貧積弱的現實，“非圖強不足立于世界”（梁啟超語）。二戰后的日本、德國，面對戰爭留下的滿目瘡痍，人人懷著弱國心態去奮發圖強，不到30年的時間又重新進入了世界強國之列。

　　然而，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專家始終不明白，時下在中國流行的自豪感和屈辱感、媚外和仇外、學習西方科技和抵制西方影響，究竟算是“強國心態”還是“弱國心態”。一紙子虛烏有的“外電”可以讓中國人手舞足蹈，也可以使之義憤填膺。比如“申奧”成功之后，到處敲鑼打鼓、歡歌笑語，火炬傳遞遇到阻擾，就群情激憤、怒不可遏。似乎根本沒有人去想，作為一次世界性的盛會，無論東道主是哪個國家哪個城市，發生那樣的問題都不可避免，在舉世矚目的大型活動上，有人為了受到更多關注而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本是常情。

　　也許是中國人不習慣西方人的表達方式，所以寧愿用自己固有的“心態”來解讀。以本文開篇的兩則消息為例，從新聞專業角度看，其中缺少的不僅是一般要素，不但所謂的“外電”無據可考，“可能”、“預測”也有訛傳嫌疑。因此，根本談不上布拉特和美國智囊團諸先生是對中國的“器重”，也與“中國威脅論”毫無關系。進一步說，足球世界杯在不在中國舉辦，并不能證明中國是不是強國；聯合國總部不遷往中國，也不意味著中國就是弱國。滑稽的是，有些人寧可把“可能”視為“肯定”，甚至有人偏偏喜歡把“中國威脅論”當自我炫耀的資本。

　　事實上，無論“強國心態”與“弱國心態”，都不能算是一個大國應有的正常心態，正如有些中國人陶醉于拿破侖的“睡獅論”，言之鑿鑿稱自己終有蘇醒之日。豈知，西方傳統的訓獅方式是將鴉片摻入食物中，“獅則終日昏睡夢中，盡人調戲”（摘《汪穰卿筆記》）。而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在意別人的褒獎和貶損，只有弱者才會像阿Q那樣，把別人幾句好聽話當珍寶裝在內心深處玩味。